2026年7月7日至13日，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何以提低”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杭州凤起路立交桥下、河坊街家政聚集点、四季青服装市场、建华市场周边等传统零工聚集地，围绕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零工群体的生存策略与社会融合开展为期一周的深度调研，试图回答一个被数字经济叙事长期忽略的问题：当算法与平台重塑城市就业版图时，那些在桥下、路口与市场周边“守候”的中老年零工，如何维持生计，又何以融入城市？

调研背景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行城市，各类数字化零工平台已普及多年。但调研团队在前期文献梳理中发现，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零工，对凤起路立交桥下自发形成的“站脚地”零工市场、河坊街家政聚集点等传统线下零工群体关注甚少。这些群体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数字能力薄弱，在数字化浪潮中面临“看得见信息、够不着机会”的困境。团队决定深入一线，记录这群被数字叙事遗忘的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走街串巷摸底数，蹲点守候听心声

7月7日9点，调研团队抵达凤起路立交桥下、河坊街洋洋家政聚集点、四季青服装市场、建华市场周边、温州村及城北商贸园区等传统零工聚集地，团队分成六组，在连续一周的蹲点中累计驻场观察超过20小时，深度访谈零工、工头及周边商户共40余人，回收有效问卷68份。

在河坊街洋洋家政聚集点，调研团队遇到了63岁的苏阿姨。她不识字、不会用智能手机，农村养老金每月仅100余元。过去线下活源充足，如今线上平台普遍不招录60岁以上人员，线下需求又因养老机构兴起而大幅萎缩，她已连续多日无活可做。即便接到活，工资被克扣也时有发生，“干十天算九天”是常有的事。调研首日，第二组队员们以正式方式提问，多位受访者表示“听不懂”，沟通一度不畅。次日团队调整策略，带着西瓜到现场与大家拉家常，访谈才逐渐深入。

在第四组成员所前往的四季青服装市场，队员们观察到穿着统一编号马甲的拉包工穿梭于各档口之间。据统计，四季青登记在册的拉包工约700人。51岁的江西籍拉包工老刘告诉队员，自己拉一件货15到20元，旺季日收入可达400到500元，但“顺丰、圆通都进来了，活越来越少”，拉包单价已多年未涨。而附近水果批发市场的三轮车送货工则多为45岁以上的山东、安徽籍务工者。他们自备车辆，报酬分流动日结与旺季按月短结两种模式，找活以线下“巡游”为主，辅以老板的微信、朋友圈招工信息。

而在建华市场周边，大批来自安徽、河南的五六十岁男性工人坐在电瓶车上，身前立着红底纸牌写明工种和电话。他们日薪约500元，但每月出工仅15天左右，工资拖欠时有发生。第五组成员继续走访温州村及城北商贸园区，发现同样从事建材装修的零工群体收入明显低于建华市场，日均仅100元至200元，主要依赖周边老旧小区的零散维修需求，活源极不稳定。

在凤起路桥下，56岁的油漆工陈师傅告诉调研团队，自己在此等活已十余年，但近年来活源越来越难找，“以前一天能接两三个活，现在十几天都接不到一单。”陈师傅掏出手机展示鱼泡网等零工平台app，“平台里信息倒是多，但很多是骗人的，跑到地方有时候人不在、电话不接，相当于白跑一趟。”第六组的队员们记录下工友们反映的平台痛点：信息虚假导致跑空率高、发生纠纷后平台难以支持维权、单价持续走低。

梳理痛点寻症结，分类画像探路径

一周的田野调查中，团队累计走访零工聚集点位6处，深度访谈零工30余人、工头及中介10余人，回收有效问卷68份。队员们在每晚的复盘会上将访谈记录逐一编码归类，梳理出传统零工群体面临的共性困境：数字化带来“渠道迁移”而非“机会开放”。信息从线下转到线上，但核验、担保、支付与争议处置等责任无人承接；超龄、低学历、外来户籍三重标签叠加，使这一群体被排斥在正规就业市场和制度保障之外；工头与熟人网络承担着信息核验与风险对冲功能，却也形成机会固化和关系性控制。

团队发现，即便在数字化渗透最深的四季青市场，拉包工的核心技能仍是对市场空间的熟悉和长期积累的客户信任，这些无法被算法替代。而在凤起路桥下，“红底纸牌”加身体在场的求职方式，仍是中高龄零工最信赖的路径：纸牌是身体的延伸，身体是纸牌的验证，雇主需要的不仅是电话号码，更是面前这个活生生的人。

撰写报告献良策，长效机制续关注

调研结束后，团队基于68份问卷和40余份访谈记录撰写了《何以提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超大规模城市传统零工群体的生存策略与社会融合研究》深度调研报告。报告从经济融合、制度融合、权益融合、文化心理融合四个维度系统呈现了传统零工群体的生存图景，并提出建立公共招工信息核验与发布平台、探索单险种工伤保险按日参保、推动“农保”跨省结算与在杭就医便利化等政策建议。

团队还与采荷街道零工市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法律服务资源，持续为传统零工群体提供公益法律咨询。